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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在在的傅洋(八)

2018-01-16

【付洋文编第63期】

 

在压力下前行

 

1979年的3月,法制委员会正式建立,傅洋成为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即现在的人大法工委)最初的工作人员之一。

全国人大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机构,承担着改革开放后全部新法律草案和旧法律修订案(包括所有国务院提交的法律议案)的立法调研工作。作为一个开始只有十几人的机构,要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其工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的中国本身没有几部法律。再加上“文革”的破坏。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法工委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1979年3月至7月),就重新制定和修订了七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并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得以通过。其中包括为了重建人民民主制度而重新修订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包括汲取“文革”惨烈教训,为运用刑罚打击犯罪以保障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保障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保障我们所有公民的宪法权利,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制定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包括可以说开我国对外开放立法先河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些立法工程无疑加速了中国的法制进程,也让傅洋在父辈们精神的感召下,从他们忘我敬业的奋斗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更让他体会到自己肩负的压力。

刚到法工委工作的傅洋,并没有多少法律知识,他从做内勤工作开始,他买过桌椅板凳,做过信访工作。不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不分高低,不分贵贱,任劳任怨地做好每件细小的工作。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他参加了全国的自学高考,尽全力去学习、去积累。在做信访工作的时候,他总是认真地阅读每一封来信,一个月要看几千封群众来信;他耐心地研究来信中的意见和建议,依照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尽己所能地为信访者解决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一些社会问题,向领导反映,作好参谋助手工作。这样一些极为琐碎的工作,使他了解到了许多与法律有关的知识和法律上的缺失,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经验。通过不断学习和认识,他对法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为他日后从事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傅洋在法工委工作期间,参与了几十部法律的起草和修正工作。对于每一个法律草案,傅洋和同事们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首先,要熟悉与该草案的专业领域相关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召开相关中央和地方执法机构、学术机构、守法主体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还要进行实际的考察、调研工作。

在采访中,我们提到目前矿山灾难频发的问题,引起傅洋很大感慨,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曾亲自参与全过程的《矿产资源法》立法工作。1980年底,傅洋开始接触《矿产资源法》。这对他和同事们来说是个基本陌生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做的,是了解相关的专业即矿业知识。为此,傅洋和同事们查阅了大量的矿业方面的学术资料、实务报导。他们一面翻阅资料,查找相关的学术用语,理解概念,一面向专家请教,了解矿产资源方面的知识。通过努力,他们在与地质矿产部《矿产资源法》起草组的专家们共同工作时,基本上有了矿业方面的共同语言,不至于讲外行话了。

傅洋说,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只是参加一个崭新立法的第一步。而实地调查研究,则是法工委完成立法任务的基本功。1982年的夏天,傅洋带着立法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亲自下到黑龙江省勃利县一家小煤矿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傅洋去过一些国营大中型矿井,但是到小煤窑是第一次。他在工人的引领下,穿行在漆黑、狭长、蜿蜒的地下井道里,竟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何时才到尽头之感。领路的工人师傅向傅洋介绍说:“我们这个矿虽小但还有通风井,而很多的矿只有独眼井,根本就没有通风的风井,地面空气不能形成循环回路,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就像时时处在一个充满了瓦斯,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里,危险的发生只是迟早的问题。”这给傅洋留下的极深的印象。回到北京后,他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国外先进矿山的死亡率一般是按百万吨煤死亡率统计的,而我们却是按万吨煤死亡率统计的,是人家的一百倍。傅洋由此真正感到了矿产资源立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也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

在立法的过程中,傅洋他们还遇到了既要保障当时的产业发展,又要适应体制改革的需要,还要协调解决部门关系等比较棘手的问题。1985年,傅洋与同事们再次到山西和云南等地进行考察和调研。在山西调查中,傅洋了解到许多侵害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乱采滥挖,浪费矿产资源和矿区安全生产隐患等问题。在云南,他看到国家的矿产资源被当地农民野蛮地强掠。这一切,让傅洋清醒地认识到:在立法过程中,一方面要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矿业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和解决贫困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还必须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大生产安全的保护力度,并解决资源、勘察和开采的权属含混不清的问题。无数个昼夜过去了,傅洋和同事们在昆明完成了《矿产资源法(草案)》(修改稿),并在立法中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等新概念。

当时有位领导同志大力提倡“有水快流” ,他甚至认为许多贫困山区要脱贫致富只能靠采点矿,有矿就要快让农民去采,农民采点矿不过是“给地球挠痒痒”。《矿产资源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前,受到了这位领导严厉的批评,未能付表决。为了对草案负责,傅洋和同事们再次对草案进行谨慎的研究,最后在草案中增加了《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一章,加进了一些鼓励、扶持、指导集体和个体采矿的政策性规定,以体现“开放、搞活、管好”的方针。1986年3月,《矿产资源法》经历了5年的磨砺,最终在六届人大十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傅洋认为,矿产资源法的立法进程很具典型意义。研究立法问题,首先是要把握它实际指向的社会问题、现实矛盾、利益关系,然后才能提出真知灼见,提出法律处理办法。他说,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也是必须遵循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79年——88年),傅洋亲历了中国法制重建过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直接参与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矿产资源法、药品管理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40多部法律的制定,在从事立法工作中,傅洋也感受到了不为人知的艰辛,那种 “痛并快乐着”的复杂心境始终伴随着他。傅洋说,“那一段时间,我一直身处立法研究的最前沿,体会着那种战胜困难后的成就感;但是,平心而论,这项工作压力很大。因此,闲暇之余,我会常常回忆起在黑龙江插队时那段自由、美好的时光,也正是因为那段时间的锻炼,我才会具备后来从事法律事业所必须的毅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