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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在在的傅洋(二)

2017-10-15


【付洋文编第57期】

 

没家的日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成了“革命”的园地和“派系”斗争的战场。“战斗武器”有大字报、小字报、高音喇叭、“公堂监所”、棍棒梭镖、步枪、机枪、手榴弹,全国上下一片狂热,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秋天原本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1966年北京的秋天,却到处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所谓的“破四旧”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运动,许多人在这场红色恐怖中遭受迫害。彭真也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受到了冲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受到了批判,被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并于1966年12月3日被正式监禁。半年后,作为彭真秘书的张洁清也被关押。这一年,正在读高一的傅洋刚满十七岁。

1967年11月的一天,傅洋和姐姐傅彦被赶出了位于台基厂的家。一辆小平板车拉着孤零零的姐弟俩和他们的单薄行李,驶向一公里外的苏州胡同——北京市委宿舍的小平房。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傅洋和姐姐挤在狭小的平房中,饥寒交迫,差点死于煤气中毒。

那时,父母被监禁,亲人被分离,当兵的大哥付锐已经被软禁,姐姐傅彦不久也要去河南农场,弟弟傅亮被抓到北京市少年管教所,温暖的家瞬间没了。

当时的傅洋尽管有许多的不明白,但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由于自己的特殊出身,不可能再享有从前快乐幸福的时光了。同时傅洋更知道,生活还得继续,他还要继续生存下去,还要经受考验,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所有的一切。

过去父母对傅洋的传统教育,和他在中学时代经受的艰苦劳动锻炼,使他并不惧怕眼前的现实,还能够保持心境平衡,镇定坚韧,并坚信自己绝不会被困难所压倒。

 

在那遥远的地方

 

茫茫的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达斡尔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一直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

在来到这里之前,傅洋也同样不知道,有个莫力达瓦斡尔族自治旗。他只知道,已经高中毕业的他,当兵不够资格,当工人没有权利,甚至连去农场劳动都轮不到他。像他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插队,到生产队挣工分养活自己。去哪里呢?有的地方政治“先进”,自己出身不好,去了恐怕会被管制批斗;有的地方贫瘠穷困,自己生活无着,去了恐怕难以生存。就在无望彷徨之际,傅洋从一个分配到内蒙(当时划归黑龙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插队的初中同学口中得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莫力达瓦,那里风景秀美,空气自由,历史传奇,食物充裕,工分值钱。于是,傅洋毫不犹豫地转了关系,逃票乘火车去了莫力达瓦落户。

“呵,我的莫力达瓦!在那里,我真正体会了风景如画:伟岸的石崖下,宽阔、宁静、碧玉般剔透的嫩江缓缓流淌;温柔的丘陵间,婀娜摇曳少女般多姿的橡树、白桦漫山遍野。初夏之际,如茵的草甸子中,嫩黄橘红的百合在湛蓝的晴空下怒放。冬日来临,尺多厚灿白的积雪涤荡着你的胸怀,雪上精致纤巧的野兔足痕无羁地伸向远方,带走你的心。

呵,我的莫力达瓦!在那里,我真正体会了生活如歌:我们耕地、播种、铲地、割地、打场;我们放马、牧牛、铡草、钐草、赶车、看瓜。劳累之后,用一大桶清凉的井水洗浴一番,真的犹如心心相印的人们做爱后在慵惰中的全身心的舒畅。干着农活时,似懂非懂地听老乡唠着无尽的荤嗑儿(那时我们真的不懂什么),时不时跟着人傻笑一番。即使在劳作时间最长的锄地之余,(早4点出工,晚8点收工),茅草屋下、火炕梢头、煤油灯前,也要读上一阵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费尔巴哈、黑格尔、尼采、卢梭,李嘉图、德热拉斯、萨缪尔、凯恩斯,巴尔扎克、雨果、曹雪芹、鲁迅……”

                                               ——摘自傅洋的一篇随感

在傅洋眼里和心中,莫力达瓦是神奇而美妙的,在这远离喧嚣血腥,远离“革命”漩涡的地方,没有人问出身,没有人问家世,更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又红又专,在这里,人就是简单的人、唯物主义的人,傅洋似乎真正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

在那个年代,傅洋的生活经历了太大的变化,父母的囚禁,兄弟姊妹的离散、带给他的是孤独无助的生活。他承受着同龄人不能想象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但值得庆幸的是,莫力达瓦给了他一片安宁的乐土,一个远离纷争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傅洋在这里学会了生存的方法,学会了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感受了最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他感谢中国农民的纯朴和善良,也感谢这片富饶美丽的草原让他成熟和长大。他在生活中汲取着、思索着,他开始慢慢认识这个时代,并开始思考和选择自己今后的道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