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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之子傅洋回忆 “父亲研究法律从坐监狱开始”(二)

2017-09-15

【付洋文编第55期】

 



身处逆境总是乐观


1966年,“文革”爆发,彭真首当其冲被打倒。5月,彭真开始被软禁在家,12月4日,被造反派从家中劫走,失去人身自由惨遭迫害达12年之久。妻子张洁清也于1967年7月被正式逮捕。


1967年11月的一天,傅洋和姐姐傅彦被赶出了位于台基厂的家。一辆小平板车载着两卷单薄的行李,姐弟俩搬到了一公里外的苏州胡同两间小平房里。"那个晚上,空空荡荡的小平房里只有两块用板凳垫起的木板。我和姐姐因为烧炉子先后煤气中毒。半夜我去上厕所,一下摔倒在门口,姐姐闻声爬起将我弄醒,她却又一下子晕倒。我当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将姐姐连拖带抱弄到马路对面的同仁医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好像费尽了毕生的力气。”


直到1972年,彭真才被允许探监,“在那之前,我们与父母真正是多年生死两茫茫。”在傅洋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典型的硬汉子,是刀砍到脖子上都不低头的人”。父亲在狱中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身体的健康,保持精神的振作,按他自巳的话说,最大的秘诀就是'根本不去想自己的事,只想大事'。我们给他送去马列著作,他在上面做满了标记。没有笔,他就把我们送进去的带点颜色的纸(牙粉袋、画报),撕成长长的不足一毫米宽的小纸条,用吃饭时存下的米粒,粘在书上的重点处。”


为保持语言能力,彭真在狱中每天坚持大声地念英文、唱京戏。"父亲告诉我们,住单人牢房语言能力会强烈减退,王若飞当年从国民党的单人牢房出来后,就讲不好话,去修手表时把表蒙子说成了表锅盖。”傅洋说,6年后再见面时,父亲走路没问题,说话也没问题。除了瘦了一些,头发花白了之外,没什么变化。


1975年,彭真夫妇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后,一家人又被流放到秦岭大山中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尽管生活清贫,还受到软禁,但在没有工作重压的情况下,彭真第一次有了和儿女们共享天伦之乐的机会。"还记得那对候商洛非常冷,刚去时不会烧炉子,用泥砌的炉子总是掉泥。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姐姐的头发给剪了,用头发和泥,泥就结实得很。这种乐观情绪,令家里的阴郁气氛一扫而光"。


傅洋说:“在商洛的这3年,父亲天天读书,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有时上街走一走,也会和市民、农民交谈,了解情况。”


1978年12月28日,彭真一家终于回到了北京,“我记得有几百名老同志自发到机场迎接父亲。”


傅洋说,父亲说话非常“艺术”。“文革”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听众反应热烈,许多人递条子提问。这时突然停电,几分钟后,灯光亮起。“父亲拿起一张条子念,有人问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看待。父亲回答,‘文革’在历史上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只是短暂的一刻,已经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彭真的健康出现问题。1992年9月,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曾几次病危。家中都准备后事了,中央办公厅也开了会,他自己还是十分乐观。一天晚上,他突然说不行了,要跟大家告别。“父亲对妈妈说:'我一生无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你们要继续奋斗!'。接着又和我们子女告别,还和工作人员握握手,亲亲脸。”


那时,彭真已是90岁高龄。他说:“人都是要死的,我是唯物主义者。”可能是因为镇定和乐观,彭真再一次创造了奇迹,从死亡线上挣脱,经过精心治疗,他的身体有所恢复。

 

1994年,巳经92岁高龄的彭真开始学习外语。他除了让外孙女做他的老师外,还请身边的护士王雪梅教他。每当王雪梅值班的时候,彭真就戴上助听器和老花镜,看着复印放大的英语材料,和她一起学英语。王雪梅念一遍,他念一遍。王雪梅曾问过彭真:“您现在还学英语干什么?”彭真说他要看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说当初就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后,才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可惜,彭真还没有来得及看英文版的《共和党宣言》,就去世了。


不出庭的律师


谈起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傅洋来了兴致。“父亲教育我们的方法很特别,不说教、不打骂,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彭真经常写些条幅,分赠给几个孩子:“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傅洋说:“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文学故事,引导我们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京戏《打渔杀家》、《空城计》、《斩马谡》等都是父亲爱用的'教材'。父亲认为‘空城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值得吸取的教训是马谡只知书本不懂实际而打了败仗;而诸葛亮斩马谡则有些文过饰非,因为他明知马谡无能却让他担当重任。”


傅洋记得父亲几次对他说:“大闹天宫前的孙悟空有斗争精神,到了保唐僧取经,就没意思了。孙悟空想斗争,却让人戴上了紧箍咒。”那时,彭真难得的娱乐是看京戏。傅洋说;“不记得哪个戏中有一个情节,里面的人想把门关上,外面的人不用大力,只是把一只脚插进没关上的门缝,门就关不上了。父亲很喜欢这个情节,由此联想到了反腐败必须防微杜渐。”


在傅洋记忆中,父亲彭真唯一一次对他发脾气,是在他上初中的时候。“父亲问我,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傅洋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说:“不知道。”谁料,彭真一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人,怎么连这点决心和意志都没有!”傅洋说,他想父亲是希望他能明白一个道理:要未雨绸缪,不断思考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随时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容应对。


傅洋的人生深受父亲影响。“文革”开始时,他刚读高一,“经过两年'革命',没上一堂课,就高中毕业了”。1975年,傅洋插队、做民办教师6年后,随父母被流放到陕西商洛当学徒工。直到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傅洋才回到北京,进入刚刚组建的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一直做到经济法室副主任,参加过几十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1988年,傅洋辞去公职,组建了自己的康达律师事务所,那时全国律师只有2万多,远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重视。傅洋还记得他第一次向父亲提出要去当律师的想法时,“父亲没反对,只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在做律师之后,傅洋却没有出过一次庭,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自己原来在人大的身份,他出庭会有碍公正;第二,自己的口才不够好。


至于怎样做一名好律师,傅洋记得父亲以亲身经历给他讲了个故事:“在旧社会有个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他面子。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把那人放了。解放后,他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主席要父亲处理。父亲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2尺多厚,父亲看后把全部案卷送去给那位律师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结果,他再也不说什么了。父亲说:‘你们当律师,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


作为彭真子女中唯一从事法律工作的,傅洋时时会想起父亲的一言一行。他说:“父亲工作繁重,和我的直接交流并不多,但他的精神却指引着我直至今天。”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