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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之子傅洋回忆 “父亲研究法律从坐监狱开始”(一)

2017-08-31

【付洋文编第54期】

 

彭真之子傅洋回忆

“父亲研究法律从坐监狱开始”

 

 —间1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摆在正中央,墨盒、转笔刀、笔筒、电话等办公用品放在桌上,另有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此外,屋内别无他物。这间办公室是用北京市档案局从彭真家里借来的旧家具,按照11的原貌陈列而成。彭真是北京任期最长的市长。由于身兼数职,工作常常日以继夜,他多数时间是在家中办公。


 “我们从记事起就被父母反复告知,这个院子首先是个机关。有时我们正与父母欢声笑语,只要父亲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我们都会急匆匆地躲出去,不敢靠近,这是家规。”彭真的儿子傅洋告诉记者。也就是在这里,彭真主持了无数重要会议,其中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许多会议。


 彭真原名傅懋(mao)恭,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曾有3个月主持制定7部基本法的骄人业绩。彭真和妻子张洁清共有四个儿女,长子傅锐、女儿傅彦、次子傅洋、小儿子傅亮。其中只有傅洋自1979年以来一直从事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了9年,后创办了全国知名的康达律师事务所,曾连任三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学会运用敌人的法律


 著名作家沙汀在《记贺龙》一书里,记载了贺龙对他“最佩服的边区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彭真同志”的评价:“这个人了不得!对革命坚决得很······北平、天津几个地方的监牢,他都坐过。”


 傅洋说每次接受采访,都会想起,“父亲曾在国民党监狱中坐了6年半,在自己的监狱中坐了9年。他活到95岁,平均算下来,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坎坷经历,才使他在主持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傅洋觉得难以相信的是,父亲深厚的法律功底竟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打下的。“在国民党监狱的6年半里,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曾告诉我们,在狱中和国民党做斗争,要学会运用敌人的法律,应该说这打下了他的法律基础。”


 彭真最初的法制实践,是在晋察冀边区展开的。1940年8月,彭真和聂荣臻等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被认为是边区第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宪法性文件。傅洋说:“1941年,父亲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提出了系统的新政权建设思想。其中的基本思想,至今仍在现行宪法中清晰地体现。可见,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许多问题他早已深入思考过了。”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先后担任北京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市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长期主管中央政法工作,建国初那几年里彭真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付出了巨大心血。


 在傅洋儿时的记忆里,尽是父亲忙碌的身影。他说:“毛主席有通宵工作的习惯,父亲从来都以毛主席的作息时间为准,常常凌晨两三点还被叫到中南海商量工作。”


 傅洋说:“‘文革’前,刑法草案已改到第33稿,书记处已经研究过。而‘文革’对法制的彻底破坏,使刑法的制定延误了10年以上。直到1979年,它才在父亲的主持下产生。这部刑法的主要架构内容,基本与'文革'前的草案一致。它的新特点,在于根据以前的教训,写进了‘非法拘禁’、‘诬告陷害’、‘侮辱诽谤’、‘刑讯逼供’等新罪名。


 傅洋记得,父亲说过:“1943年,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当时,放火的也有,放毒的也有,反动标语也发现了,谣言也出来了,哎呀!延安还有这么多的特务?来了个抢救运动,出现了逼供信,结果就搞乱了。这种错误不要再犯。”“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不要认为有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是百分之百。”


 1983年,彭真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傅洋还记得,“父亲回家后第一句话就说:‘记住,你们要是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就不干了,用他教给我们的'真理'反驳:‘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


 傅洋的桌上常放着《彭真文选》,里面记录了彭真自19411990年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讲话和电报。“父亲所关注的领域绝不仅限于法律,还包括建筑、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就任北京市长期间,彭真对北京的建设提出了“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要给后人留下发展余地”的超前指导思想。1953年,彭真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90米,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彭真说:“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辆车的。” 


 1956年1010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提出:“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城市的交通都很拥挤,据说有的地方坐汽车不一定比走路快。我们应吸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道路不能太窄。”


 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彭真谈到天安门广场建设同题:“天安门的大小问题,现在已经提出了三种方案,30公顷、40公顷、50公顷。广场势必要大一些,不能太小,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说世界各国没有,我们就不能有,什么都跟在人家后边走······"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彭真汇报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规划后,亲自定下来: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为180米。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