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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经济合同纠纷仲裁制度的探索(一)

2017-06-15

【付洋文编第49期】

 

对我国经济合同纠纷仲裁制度的探索(一)

 

1980年我参加《经济合同法》起草工作以来,对经济纠纷仲裁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济合同纠纷仲裁制度初探》一文初稿大约形成于19824月,是为参加那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经济合同理论讨论会,准备的论文。

撰写本文时,我参加法律工作时间还很短。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比较粗糙。其中,有些体会十分幼稚,有些认识并非准确,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但我还是把它选了进来。因为:

1、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法律工作者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前的思想准备情况。

2、它表现出人年轻时,有朝气、少世故的探索精神。

3、对国内仲裁制度的研究文章始终不多,本文是其中较早的一篇。

4、如果查阅一下1994年我国第一部《仲裁法》,可以看出,其中有些规定,采用了与本文相同或类似的意见。


经济合同纠纷仲裁制度初探

 

马克思曾经指出,合同是“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的“法的形式”。如何运用好合同这一“法的形式”促进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在实践中,要保障经济合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自然而然的要遇到合同纠纷的处理问题。处理合同纠纷的途径很多。其中,通过仲裁处理合同纠纷,早已为国外广泛采用。我国建国以后,也于五十年代开始在对外贸易中实行了仲裁制度。但在处理国内经济合同纠纷时使用仲裁,则主要是1979年以来才发展起来的。

七九年以来的仲裁工作,是依据国家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例如:国家经委、工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管理经济合同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国家建委《关于试行基本建设合同制的通知》,工商总局《关于工商、农商企业经济合同基本条款的试行规定》等)进行的。两年多时间里,国家规定的各合同管理机关,已经做了大量仲裁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开拓了处理国内经济合同纠纷的新路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的《经济合同法》,使仲裁第一次被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下来,这就为我国国内经济合同纠纷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开阔了更广阔的实践园地。

本文试就我国国内仲裁制度的性质及其必要性做一些分析,同国外仲裁制度做一些对比,并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做出一些设想。

 

关于我国国内仲裁制度的性质


从国外情况看,大体有两类不同性质的仲裁。一类,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仲裁;一类,是以苏联国家仲裁机关为典型的仲裁。这两种仲裁制度的本质差别,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强制的。

西方仲裁制度的基础,是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反映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中,合同当事人双方都承认所谓尊重私有财产原则和个人意思自治原则。如果他们之间的纠纷不能私下和解,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订有协议,决定将可能发生的纠纷或已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那么,任何一方就不能再单方将协议范围内的纠纷向法院起诉,而只能提交仲裁。因为,仲裁协议本来就是当事人间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也是一种合同,而合同“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发过民法典》第1134条)。这种“仲裁合同”意味着当事人双方自愿放弃自己的诉权,共同将纠纷提交仲裁,并承认仲裁人的公正性。

苏联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自愿仲裁办法。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套依法自上而下建立的国家仲裁机关,受同级政府和上级国家仲裁机关双重领导,主要管辖国营经济组织间的经济纠纷(包括合同纠纷)。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纠纷,只能提交其仲裁。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仲裁机关解决,不需双方一致同意,单方即可提出。国家仲裁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发现当事人间经济往来违法时,还可以直接处理。由此可见,苏联国家机关的仲裁是强制性的,同西方仲裁制度的性质是迥然相异的。

那么我国仲裁制度的性质如何呢?我们可以就现行法律做一些分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