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走过的日子——回顾康达的点点滴滴-----张朝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康达律师事务所已经走过了三十年,作为与康达同行三十年的人,回忆往事,感慨万分。

且不细说当年大家一起骑车上下班,在春秀路空军干休所门口那简陋的办公室接待外宾及司法部领导;大家中午一起吃小馆的饺子、盒饭;也不细说“十一”聚餐时,十三个女将把郑小虎灌醉,在所门口路上走正步(表演民兵训练);也不细说搬到工人体育馆主楼二层那五大间办公室,熙熙攘攘的工作环境;也不用说我工作的忙碌,曾经九天跑六个城市的辛劳。更不用细说,搬入工体院内西南小红楼中不眠的灯光;也不细说同仁还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饭桌上相互调侃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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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三十年风风雨雨,要写的、可写的确实不少,本篇文章权当拙笔绘流年,简单回顾一下与康达同仁们一起走过的三十年。





一、康达文化之轶事




 



康达可能是北京市二千多家律所中骨干人员最稳定的所。本所的创始人及早些年来所的骨干绝大部分都还在所。虽然康达的工作环境在北京总部及分所各地都不是顶配级的,但人心却一直很稳。

为什么呢?

我想,康达文化能传承并聚拢人心是一个方面吧。

康达文化,准确概括很难。但仔细想想,无外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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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达律师事务所更名


康达成立名叫“康华律师事务所”,由康华总公司出办所费,业务归司法部律师司指导,属“国办所”。但刚成立不久,康华总公司就被整顿撤销,本所改归司法部直属。当时司法部直管所就只有康达与中国法律事务中心两个,兼管有长城、环球等5个。

付洋提出既无康华了,所名就改改吧。彼时付洋让我主持讨论,一时大家七嘴八舌,提了不少名字,又都觉得不妥。有人讲改为“五星所”,立遭反对,理由是当时有一个比较知名的五星牌啤酒,别人会嘲笑称那个 “啤酒所”。又有人说叫“太平洋”所,反对者说那大西洋的事儿管不管;有人说康达人心齐叫“同仁”所,立刻有人怀疑到“看病的不会找来吧”等等。后来还是付洋提出叫“康达”吧。康有继承之意,达理解为兴旺发达。大家一致同意,认为所名改为康达,明天一定会更好。此名称使用至今,确实发展得更好。至于其它不少行业,如洗车厂、诊所等也叫康达,一则多在本所改名之后,二则确与本所无关。


(二)康达的棋牌乐与酒文化


康达建所时,付洋,郑小虎,李磊和我以及佟伟等人,都喜欢下围棋打桥牌,共同业余爱好使大家生活更丰富。古人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以至有“想进康达,先考核酒量、围棋水平的”的玩笑说法。早年贾虹(现在某所当合伙人)棋下的不怎么样,却自称为康达门槛,他挂在嘴边的话是,“要进康达先过我这道门槛”。似乎想进康达者必先要和他“手谈”。康达在工体小红楼时,办公室实在紧张,但也保留了一间棋牌室,也属康达福利吧。康达下棋人不少,棋力高低都有,要说本所棋力最高的可属翁巨松,他曾在南京举办的全国律师围棋赛得了个人第五名,并且是唯一战胜冠军的棋手,他也曾率海南律师代表队获全国律师围棋团体赛冠军。早年在海口,他与付洋下棋有优势时颇为得意,一时哼着小曲“让我慢慢吃掉你”之类,付洋也无奈,谁叫人家棋高一筹呢。康达搬到小红楼,还专门设了一间棋牌室,有时大家玩的比较晚,都不愿意走,看下棋打牌的人比场上的人还多,这也算是康达的一种凝聚力。由于所里爱围棋人多,也使得康达与中国围棋界名人如聂卫平,王汝南、华以刚等关系甚佳,不仅帮助中国棋院处理过法律事务,还帮助若干知名棋手维权,处理著作权被侵犯及个人家务纠纷等,近年来还给知名道场当法律顾问,这也是康达人为中国围棋事业做了点贡献吧。

至于桥牌,也是康达人所爱,记得早年我与郑小虎搭档,参加钓鱼台春节桥牌邀请赛,对手全是名人。我们因一把牌失误而惨败,得了第六名,恰好那次比赛奖励只给第一、第二、第六名,于是我们满载而归,也算歪打正着了。还有当年出差到深圳,深圳中院经济庭长和我们关系不错,他只有一个要求,来深圳一定要和他配对参加桥牌比赛,我就陪他打过比赛,在一场重要比赛得了第二,他很高兴。看来会玩有一技在身,也挺好。

至于更普及的扑克玩法,诸如锄大地、斗地主的引进及普及,当然首先归功于被大家尊称为“会长”的李磊,这也是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一种方式。

酒在康达可以用万字专论来大书特书,邱海洋身体状况最好时,一扎啤酒2.8秒干完,以至北京啤酒大赛亚军望风而逃;佟伟陪付洋出差到东北,一口干了半斤白酒而征服“不怀好意”者等等战例,也算得上美谈。酒能联络感情,活跃气氛,但多了亦会误事。所以,对酒在康达文化中的描述从简(此处略去一千字)。

康达队伍越来越大,且越来越稳定,人和是关键。逐渐形成的康达文化,则是联系大家的重要纽带。


(三)康达菜系


当年,我出差到福州,福建省某领导对我讲,康达业务水平不错,全国知名,可否在福州也能办个分所。我回来后将此事讲给付洋,后经所务会讨论决定,由林星玉作为分所主任与辛晔一同去筹办。

经省领导介绍,人员住地在福州华大宾馆。华大宾馆餐厅系闽系大众菜,生意一般。林、辛进驻后,帮助该餐厅引进北京用吸管吸大棒骨髓等吃法,还教厨师学会了几道北京菜。华大宾馆总经理肖琍把饭桌菜牌上写了“康达菜系”,有凉有热好吃不贵。一时间使吃腻清淡的闽菜食客为改口味纷纷前往,生意挺好。看来康达文化不仅在工作上,还能在餐桌上发扬光大。后来福州分所撤了,但福建的朋友见面还会聊起当年,吃“康达菜系”的日子。


(四)不离不弃的“三姨”


去过海口分所的都知道,海口分所有个做饭的阿姨叫陈昌琼,海南人,家境宽裕,不愁吃穿。海口分所早年需要个做饭的阿姨,陈昌琼被招聘过来,后该分所人员不断变更,但陈昌琼却一直都在。她做的红烧肉等菜真是好吃,每次我去海口时,必须到所里吃她做的饭。她和大家相处很好,无论是九十年代人多业务忙时,还是后来人员少时,她就是不愿离开康达,风雨之中与康达共同相伴也将近三十年了,记得二十周年时,还随海口分所人一起来京,她是真正的老康达人。

大家尊称她为“三姨”,而本所主任乔佳平则被称作为“三哥”,当时按年龄还有“三爷”、“三少”等,刘岩一去,立刻被冠名“三姐”。为何以“三”开头,我想是海口分所为本所除西安、深圳之后的第三个分所,故以此冠名吧。

当然这是在纸上的说法,当事人不一定承认,不过“三姨”与康达的不离不弃也是康达凝聚力的一种体现。


(五)康达的公益活动


康达成立后,一直热心于公益活动。在国家发生地震、山灾、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时,康达人都会毫不犹豫积极捐款。当我们知道,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孩子家境都很困难,需社会资助时,首先李磊开始资助,后经所务会决定,合伙人共同积极捐助多年,还有刘岩律师在西藏捐建了希望小学,并同江华律师对井冈山的学生捐资助学等等。

康达为了帮助北京中学生体育发展,连续两年出资为北京中学生篮球“康达杯”赞助,我作为组委会副主任,还有幸为我母校北京二中荣获高中女子组冠军颁奖。

上海分所成立时,举办了“康达杯”桥牌邀请赛,上海各界人士不少前来捧场,既增加了本所在上海的知名度,又加强了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海南分所举办了有国际色彩的“康达杯”中韩海南——光州围棋交流会,韩国业余棋手和中国业余棋手(包括本所业余棋手)进行友谊比赛,中国棋院也派来九段专业棋手助阵指导。此活动受到了海南文体厅、中国围棋协会等各方面的好评。

康达人的理念是深入基层,关怀社区,服务于民。因此,持续不断的宣传法治理念是我们的职责,更是我们的使命。

所里的律师们不仅会定期进入社区进行法制宣传、法律咨询,还积极参加了相关部门组织上街、电视、电台的法律宣讲工作。





二、记忆中几个比较经典的案件







律师工作主要在于诉讼及非诉的法律事务,这也是律所生存之本。我在进康达之前除去做了近两年立法工作外,还在法院工作十二年,所以算得上比较擅长处理诉讼业务,在康达的三十年也承办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案件。


(一)杭州之江高尔夫球场案


这是当年被《文汇报》称为国内最大的地产案。案情简单来说是这样的,杭州市政府一九九二年经批准建设国家级旅游开发区“之江开发区”。其中,高尔夫球场先与香港南华公司签订了意向书后又有一些约定。由南华分阶段投资开发,但南华只投入二百多万元,并未继续投资,因此拖了“之江开发区”的后腿。这时候海南赛格投资公司的美国分公司愿意开发,与“之江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协议,并实实在在的开始投资了。南华知道后不干了,以“之江开发区” (杭州市政府)为被告,美国赛格为第三人告到浙江省高院。据说该案诉讼费用就收了170余万元,是浙江省高院有史以来最大的民事案件,我本是海南赛格投资公司的法律顾问,董事长李建民让我代表美国赛格出庭应诉。杭州市政府的律师是浙江律师王某,而南华的律师是著名的“绍兴师爷”一级律师秦某。我介入此案时,南华认为合同有效,政府应承担违约责任,而王律则认为是无效合同。我认真研究了有关材料,认为双方之间签的意向及协议主要条款不齐,不能称为合同,双方协议只约定南华分二十九次投资,但具体时间如何投,违约责任等条款没有以致合同无法如约履行,故认为双方合同不成立。在杭州政府开会时,我表明:双方签署的意向书协议不是法律所保护的合同,合同是旨在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如合同欠缺主要条款则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合同,自然不受法律保护的观点。同时我也有讲:按合同有效打,我们承担违约责任,按无效打,我们也要负民事责任,怎么对政府都不利,只有确定了不是合同才能解决问题。这样大家统一了思想,按这个思路上了法庭,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浙江高院开庭时,我主张了我们的观点,而法院也没料到“不是合同”的观点,最后该案只能调解,南华退出,赛格进入。

在《文汇报》记者专访我时,我对他详细讲了案件经过,指出,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没经验,政府有关部门缺乏用法律保护双方利益的思想,以为只要引进外资怎么都行,结果吃了大亏。最后说服了记者,使刊文从单纯报道如何保护外商投资的利益变成了合作双方都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对方律师秦某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得知我在海口,专门飞到海口,在海口分所与我交换意见,他当时承认双方合同无效,但法院开庭时,他又讲到是有效合同,我当即翻出8月8日在海口双方谈话记录,指出律师不能出尔反尔。也许他老人家觉得面上无光,血压增高,使法庭不得不休庭。

此案成功后,杭州市主管招商引资的华副市长十分高兴,每见到我都表示感谢康达。

我想,康达的声誉也是通过每一个康达人不断认真努力工作积累起来的。


(二)博鳌开发案


早先博鳌远没现在的“博鳌论坛”这么有名,它只是海南琼海县万泉河出海口的一个小镇。该地风景极为漂亮,一九九七年,蒋某松取得该地开发权,他与一日本株式会社协议共同开发,手续齐备后,日本人投入了不少钱,蒋某松负责基建,但后续因各种原因停工了,日本人因此申请贸促会仲裁称蒋某松挪用投资款,提出巨额索赔。

第一次仲裁庭开庭时,双方到庭人数都不少,我方参与的有三家律所的律师,分别是海问所曹律师,上海瑛明所陈律师以及本所翁巨松律师和我,而对方除两三家国内律所的律师外还有一日本律所律师。对方首席姚律师发言咄咄逼人,非要置蒋晓松于死地。当时仲裁庭气氛十分紧张,我方很被动,我坐在本方的末席,实在忍不住了,要求发言,经仲裁庭允许后我发言:“提醒对方注意,现在不是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你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年代了,你方要寻求中国法律保护,首先要遵守中国法律”。姚律师打断我的话,大声说:“我抗议!”我接着说:“你抗议个屁,如果日本人深夜潜入你的律所把账册文件案卷盗走,你还抗议吗?”我转向仲裁庭说:“日本律师指使加拿大包工头撬开合资公司保险柜,将全部财务帐册盗走,运到境外。现在拿这些帐册作为证据索赔,这是不能接受的。顺便告诉仲裁庭,我方早已对此事向当地警方报案,如果下午去现场,有人被警方扣留勿谓言之不预也。”仲裁庭紧急磋商后,通知下午到博鳌现场,当时只见主楼刚建成毛坯房,尚未封顶,和今天美丽宏伟的酒店不可同日而语。最后,仲裁庭裁决不以被盗帐册为依据,调解让蒋某松退给日方5亿日元(日方起诉要12亿日元),日方走人。蒋某松取得全部权益后,引进了中远集团等国内大企业,才有了今天海内外名声显赫的博鳌论坛地址。

我和翁巨松均为博鳌有今天,为我们所尽了绵薄之力而深感欣慰。


(三)中策投资诉大连橡胶厂仲裁案


这本是一件并不复杂的案子,却被炒作成本所与薄某交恶的原因,不过薄某是否想起此案就不得而知了。

一九九四年初,香港中策投资公司找到本所,要求我所协助处理该公司与大连橡胶厂(以下简称大橡)的投资纠纷。案情是这样的:中策与大橡协议,中策投资7000余万元给大橡建设新厂房,中策占大橡合资公司的股份51%,该厂还由原班人马经营,中策不参与分红。(中策玩的是资本投资运作,在山西,重庆等国内多个橡胶厂投资,均占股51%,然后用其拥有的股份在维尔京群岛成立中国轮胎公司在美国上市。后来“中策现象”是国有资产“流失”还是 “流通”争议颇大,在此不作讨论。)

大橡在厂房盖成后,瞒着中策用该厂房作为资本与美国固特异公司建立新的合资公司。中策方得知后很愤怒,其中国区经理赵某说“说好我们出资结婚盖新房的,但你却用我出钱建的新房娶了别人”。后来,中策委托我所代理仲裁。

我接办此案后,带上娄爰东律师一起办理。(因为小娄外语好,有英文文件需她处理。娄爱东律师在本所刚成立时,就来所实习,后来一直在所执业,是真正把青春献给康达的人,娄爱东绝顶聪明,当年律考时,正赶上世界杯,据说她一场未落下,从头看到尾,但考试成绩在北京市前二十名,一举通过,现为本所证券部的核心律师。)

大连方面很快得知康达接了此案,薄妻(也是律师)即打电话给付洋要求康达不要管此事。付洋很客气地对她讲:“一是当事人找上门,律师没道理不接,二是这事大橡厂确实欠妥。如能调解,也给大连方面个台阶。”薄妻坚持要我们撤出,付洋拒绝了。该人被拒后,在经贸部主办的《世界经济贸易》杂志发表了几千字的文章《为什么HN公司无法胜诉》,我看了几遍,不知其所云何物。这也更坚定我方打好此役的决心。

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贸仲会仲裁委深圳分会在深圳开庭,对方出庭的是大连市政府法律顾问一级律师,我方是赵聪,我和娄爰东。此案必胜无疑,但中策老板黄鸿年要求在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上一定写上大橡有过错,这点我们在调解中坚持下来,最终,大橡向中策退款,中策持此裁决到美国起诉了固特异,据说后来胜诉得到数亿美元赔偿金。

这个案子我和娄爱东很好地履行了律师的职责,但重庆打黑中把本所李庄律师抓了是否有薄某记仇借机而为之就不知道了。


(四)军博诉新世界侵犯名誉权案


二零零零年的某天,香港新世界中国公司经理通过朋友找到我,讲新世界被军事博物馆告上法院,侵犯了军博的名誉权,要求我所代理其诉讼。军博大名鼎鼎,新世界是知名财团,怎么会有纠纷呢?经了解,原来,香港新世界公司与军博合作在军博西侧合建一五星级酒店。军博出地,新世界出钱,新世界已投资上亿元。只因新世界在其公司宣传册一张图表上标明了军博那附近有其投资,后被军博某领导认识的一个律师挑起事端,扭曲成新世界宣布在军产上有投资,从而把军博说成是新世界的地盘侵犯了军博之名誉,于是起诉。

我接到此案后,约上本所刘岩律师一起准备应诉。(刘岩原本在中国法学会会员部工作,本所开创时即来本所,她有律师资格时,我、付洋、小虎都还没有,故为本所创始人之一。刘岩勤奋好学,责任心强,原先没打过官司,来本所后上手很快,办案能力也迅速得到了提升。)我感到本案挺可笑的,但有时候,你和不懂法律概念但又执着的人做对手比和精通法律的人做对手还难交流。因为在法庭上,你普法的话讲多了会引起法庭的反感,不讲又怕胡搅蛮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在法庭上陈述比陈述内容更重要。我让刘岩在本案中主辩,并共同准备了几套方案,同时也要考虑不能因本案严重影响新世界和军博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难点,要胜诉又需顾及当事人双方关系,是比简单打赢官司更高的境界所在。刘岩充分准备了法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颇为精彩适当的辩论,取得一审的胜诉。后法庭驳回了对方的诉求,二审也维持了原判。

这些年,我感觉不少当事人找康达除了因朋友介绍之外,更多的是看到康达人的责任心和业务能力。我相信,未来中青年的康达人一定会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的。


(五)刑事辩护


说起刑辩,社会上总认为律师为钱给坏人辩护,颇损律师声誉。但其实,现代社会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尊重人权、维护法制的体现。

一九八三年严打时,我在法院当过刑庭庭长,经我审核的四百个案件、六百个人犯,多次复查无一定性错误,这也是我比较欣慰的。当律师以后,我做多起无罪辩护,虽然无当庭宣告无罪的,但也是有多年后宣告无罪的。如武汉陈某贪污案,我做无罪辩护,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其十年,上诉三年后,湖北省高院宣告无罪,但同时省公安厅又以诈骗罪对其重新立案,三年之后,又以无罪释放。正义迟到了七年。

做罪轻辩护有过三件,都成功了。为至少两个原应判死刑的留了条命。记得2000年,接受深圳一个刑案,王某给他老板孙某开车,一个晚上,在深圳大排档,与另一伙人发生争议,动起手来,结果对方被扎死一个重伤一个。王某潜逃三年后被抓。鉴定死者是被双刃刀(即匕首)刺中要害死亡,另一伤者伤好后自行离开医院,所留身份证是假的,预审时王某只承认情急之下掏出水果刀扎人,刀已在潜逃时扔进深山,无法提取。

死者之妻从陕西老家抱着出生半年的小孩天天在深圳福田区政府公检法机关门口“上班”,谁都不知如何解决。我接手后和法院、检察院先交换意见,几家都认为能否定王某重罪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死者之妻如何安置。死者之妻要求20万赔偿金谁出钱成了关键。我找到王某老板孙某,经做工作后,他终于同意掏这笔钱。开庭时,我只做罪疑辩护,法官问是谁出钱赔偿死者家属时,孙老板站起来称自己是王某表哥愿赔,庭后立即交钱,法庭在王某已被关押一年八个多月时,以其伤害罪判刑两年,检察院也不抗诉。此案政府公检法死者家属甚至王某均满意。

有时我想,即使是刑案,律师也并非只做辩护工作,有时解决法理之外的“人情”更为重要,这也是律师对案件负责的一种态度。

刑案我只愿做检察官认为有罪,但我认为有相当的依据(包括事实与法律规定)应当无罪或至少罪疑从无的那一类。我认为,律师意见即使当时得不到法院支持,但以后对当事人申诉也是有用的。

早年康达也通过刑案锻炼队伍,当年我曾经给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时为全国农民协会会长)当过两年法律顾问。禹作敏思维敏捷,办法多,曾带领着全村致富,当年比华西村还出名。外交部曾组织各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以展示改革开放后,我们新农村风貌,大邱庄开出两百多辆汽车出村十里相迎,也确实给改革开放增了光。但他后来骄傲了,在大邱庄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致村里发生打死人的事件和限制公安人员调查的事情。天津公安局抓了七个村民,禹作敏找到本所,要求为他们辩护。当时我所有些律师没做过刑辩,付洋和所务会为了锻炼队伍决定由我和小虎、李磊带队总共十三个人出庭。实际上每个被告人只收了150元律师费,虽然最后七人都被定罪判刑,但当事人知道康达尽力了,并无怨言,我们队伍也得到了锻炼,所里有的律师也是从这个事件开始走上了刑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