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康达点滴——林星玉

到康达上班的第一天正赶上年会,我的加入也因此成了那天会议的一个议程。在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每个人的面孔时,已经听到了欢迎的掌声。从这一刻起,我就融入其中,无法分离。


我的师父们


我的第一个师父是任永明律师。记得他让我写第一份起诉书时,我一脸茫然:“怎么写呀”?搞得他哭笑不得,收我这么一个徒弟也真够难为他的。而我的律师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那时候没有助理、秘书一说,不管你会干还是不会干,都得干;名副其实地“赶着鸭子上架”。没有电脑,更无“百度”可查;买本书,照猫画虎自书后就缠着老律师请教,阿娄(娄爱东律师)、朝哥(张朝律师)、磊哥(李磊律师)、张高峰、刘冰晶都没少让我麻烦,小任就更不用说了。每办一个案件,我就会黏上他们其中一人问,甚至还要求人家动笔修改。听着他们一套套引经据典的论述,看着他们娴熟地运用着法言法语,觉得真牛,好生羡慕。令我最感动的是,无论我写的文字有多幼稚,提的问题有多无知,他们都会耐心地教我,甚至亲自动笔修改,记得我代理的一个信用证的案件,阿娄还送了我一本关于信用证的书,这本书几次搬家都没舍得丢,现在还保留着。

所以,我常说全所律师都是我师父。


开心


对于刚从机关出来的我,初到康达,多少有些诧异: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也没有工作日和周末之分;没有上下级之尊卑,也没有长辈与晚辈之敬畏;工作时,可以争论的脸红脖子粗;休闲时,可以相互耍贫嘴、调侃。有时好搞点儿恶作剧,而后广为传播,记得曾有人提议,搞一个“康达段子集”。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一个月二、三百块钱的工资。每办一个案件,当事人只报销差旅费,碰上大方点儿的,能多给几十块钱,遇上这样的好事,得钱的主儿定会慷慨的请大家到东直门的必胜客暴搓一顿。总之,上班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所以,大家不管有事没事都愿意在单位聚齐儿——开心呀!


主心骨


付洋主任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把我用足”。与当事人谈案子时,他总说:“我是我们所学历最低的,只是大专毕业,从来没开过庭”。人的格局不会因为谦虚而降低,付洋的“高屋建瓴”是公认的。康达三十年,他一直是我们的主心骨。

虎哥永远是笑眯眯的,不多言、不多语,但心很细。让我无法忘怀的是,所里组织体检,虎哥不参加。他说:“我从来不体检,如果查出病来,你们怎么办?”谁曾想,就因为这,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朴素、朴实、真诚、无私是付洋主任和虎哥的共同特点。从来都是一双布鞋,一件夹克衫。付洋主任还常在自己家里亲自下厨,请所里的同事喝个小酒,他的炒馒头堪称一绝。福州分所创办初期,为了节省开支,我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条件很简陋。付洋主任和虎哥去福州,我安排他们住星级酒店,都不肯,结果有的当事人以为他们是“骗子”。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耐人寻味的情谊


1995年我有机会去日本,与一家日本律师事务所合作。所里对此非常重视,临走前还隆重的开了一个欢送会。我当然更是摩拳擦掌,撸起袖子,欲在异国他乡大干一场;哪知在海外建所与想象完全不一样。半年过去,毫无进展。要强的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在左右为难时,方姐打来长途电话说:“回来吧!我在深圳忙活,正缺人手呢!”我当然知道,她猜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一个体面的台阶。从此以后,我们姐俩就这样相知、相伴的搭档了20多年,从未分开过。


康达的魂


1997年所里派我和老辛(辛晔)组建福州分所,作为律师的我才从业4年,就专业而言,还懵懂着呢。更不幸的是,刚到福建不久,就碰到了一个复杂的刑事案件,我从未办过刑案,一下子就“蒙圈儿”了。但在我向付洋主任汇报后,他立马亲自挂帅,组织全所多位刑事律师汇集厦门,不分白天黑夜,大家一起讨论案件、一起阅卷、一起到看守所会见被告,就是在这样的齐心、这样的协力下,该案件得到了当时最好的结果,使福州分所在福建一炮打响。从那时起,我确信,“团队精神”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魂。

琐琐碎碎、点点滴滴,无惊心动魄、无光彩照人;但作为亲身经历的我体会到的却是——康达的精神文明、康达的团队精神。